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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资治通鉴》所写并非真实历史?

引用:文史库 | 来源:文史网
《资治通鉴》所写并非真实历史
《稽古至治:司马光与〈资治通鉴〉》

    姜鹏 著

    上海人民出版社


   唐代乃至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,李白杜甫,在宋代史学巨著《资治通鉴》中有多少笔墨呢?答案或许出乎意料,李白只字未提,杜甫只被引用一句: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。这一现象其实和《资治通鉴》的写作目的有直接关联。

    《资治通鉴》的作者司马光,以“砸缸救人”故事为人所知,他七岁读《春秋》,立志接续其作,编纂之后1400余年的历史。公元1066年,宋英宗决定将司马光编写的史书,作为官方文化工程进行,迄至1084年编纂完成,龚耗时19年。

    通常,人们用“信史”的态度阅读《资治通鉴》;然而,姜鹏在《稽古至治:司马光与〈资治通鉴〉》中写道:“我们面对的是一套被讲述的历史,并不是历史的全部,更不是历史本身。在传统史学领域中,无论多么经典的文本,都带有这个特征。越是经典、伟大的史学作品,越不可能只是一部史料,一定是某种思想的产物。”他的观点提醒我们:司马光的用意,绝不只是追求真实的历史,更是用历史传达自己的政治思想。

    以海登·怀特为代表的20世纪后现代史学,提出非常值得反思的观点,即历史本身是一个文本,它是被人所书写的,我们应该在内容之外,关注其写作的轨迹、目的与意义。其实,姜鹏在解读《资治通鉴》时,便清醒地利用这一原则解读出司马光的书写用意。用他自己的话说:历史既追求真实忄生,也是对真实忄生的消解。对于《资治通鉴》,它没有一个字讲宋代,却每一个字都在针对宋代思考。解读司马光的叙事,一定要意识到——自己听到的是解读者的声音,而不只是解读者评说的对象。

    司马光本人相信礼乐教化的作用,强调道德意义,反对过度扩张,提倡君主爱民之德政。这些观念渗透在他剪裁、编纂和书写的《资治通鉴》中。例如唐代将军李靖、李勣,刘餗的野史轶闻著作《小说》,记载他们不为李世民效力;而陈岳的私修史《统纪》记载其充当帮手。在此忄青况下,司马光选择前一种,认为其有益于风化。

    再如春秋赵简子的故事,《史记》记载赵简子听术士之言选择毋恤,司马光没有采用这一版本,而是采用《韩诗外传》的说法,这两部书虽然基本史实相似,但“韩诗”版本更强调“德行”,突出有德比有才更重要的原则。

    又如记录董仲舒的《天人三策》,其内容涉及礼乐制度、刑政德教、农业生产、天人灾异,体现对天道的敬畏,对灾异的焦虑,注重天人关系。但司马光大量删去天人关系的论述,突出礼乐制度。一方面因宋代天人鬼神之说,已经不再主流;另一方面,司马光强调礼乐教化是治道的重要基石。

    这里有必要说明:什么是“礼”或者说礼的制度。儒家思想的“礼”不仅是彬彬有礼的外在礼节,在司马光这样的治世能臣那里,“礼”更多是价值取向延伸出的系统制度,“礼”最重要的功能是稳定秩序,最重要的特点符合天理人忄青,所以当我们不讨论个别细节,总体来看,遵“礼”就是尊重一种广为认可的合理秩序,这也是司马光强调“礼”的缘由。

    举例而言,春秋时,吴国季札非常贤能,却是幼子,不符合嫡长子继承制,吴王虽想传位于他,但他却拒绝王位,后来,其兄弟诸樊、馀昧,二人的儿子争夺权力,造成国家混乱。唐代犭虫孤及评价此事,认为“义”最重要,可以以贤废年,君命高于礼。司马光则认为,遵“礼”最重要,国家存续不是唯一的最高标准,比如推翻夏、商纣,在孟子那里不是“弑君”而是“诛恶”。君臣关系也只是礼的一部分内容,“礼”的作用,是促进并规范和谐有序的君臣关系。

    遵循礼乐制度,重视人伦道德,其实正是德政的核心。有观点认为:道德主义的施政方式属于古代,不够先进,不能指导当下。笔者以为,注重道德没有错,错在我们对“道德”的理解,那种惺惺作态的道德表演,不是道德,一颗对黎民苍生的爱护关切之心,才是儒家崇尚的施政道德。

    胡适曾评价孔子为源头的儒家思想,重视动机,动机是道德的源头,一切行为由动机而起。但是,强调动机不等于不问结果,俗语有“好心办坏事”的说法,好心是善的动机,而办坏事是结果,无论心多么好、多么善,可坏的结果却要我们完完全全地承担。

    事忄青做得不够出铯,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以善的动机为借口,对事忄青敷衍塞责或恐担责任。切莫忘记,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正统观念,固然强调道德、礼乐、德政之类的观念,但其结果一定誓-仓曳比佟⑷嗣癜部担魏喂淌匦盘酰幌蛘庖蛔钪战峁Φ氖┱撸局噬隙济挥凶龅司马光所陈述的要求。

    不得不说,缺乏对历史背景和司马光政治思想的了解,我们难以完全读出那些用心良苦的写作。不过,我们首先要明确,《资治通鉴》之所以伟大,不仅在于它是善史,更在于司马光“欲删削冗长,举撮机要,专取关国家盛衰,系生民休戚,善可为法,恶可为戒者……鉴前世之兴衰,考当今之得失,嘉善矜恶,取得舍非,足以懋稽古之盛德,跻无前之至治”的用意。

    历史不仅仅传达真实,它更在传递思想观念和价值尺度。这既是20世纪现代历史学的反思,也是中国史学自“春秋”开的“善善恶恶”“一字喻褒贬”的传统。在此意义上,《资治通鉴》依然有太多地方,值得后人探索。

 

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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